In 2024, although the shadow of economic recession did not arrive as expected, new challenges are emerging constantly: the”last mile”in the fight against inflation seems to have become the long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this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battle, but also a psychological one; the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weeping across the globe at unprecedented speed; the alarm bells of climate change have already sounded; and the currents of de-globalization,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re rising, creating obstacl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se dire situations cannot be resolved through unilateral actions by individual nations.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s the cornerstone of global governance.
2024年，虽然经济衰退的阴霾并未如期笼罩，但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抗击通胀的“最后一里路”似乎变成世界上最长的距离——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心理战；人工智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气候变化的警钟已经敲响；全球化逆流涌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给国际合作带来了障碍。
这些糟糕的情况并非完全无解。
但是，正如《金融与发展》主编吉塔•巴特（Gita Bhatt）所言，“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全球变暖到人口和技术变革——无法通过各国单独行动来解决。”
那么，突出重围的路在哪？
即将召开的2024陆家嘴论坛，也因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来自世界的期待。
风险与韧性并存
当前，各国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更高，但又充满机遇的全球经济环境。
“在经历了疫情、冲突、通货膨胀和货币紧缩造成的动荡四年后，全球经济增长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然而，增长水平低于2020年之前。世界最贫困经济体的前景更加令人担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直言。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秘书长林建海看来，2024年世界经济的特点仍然是“一低三高”，即低增长、高通胀、高债务、高不确定性。“在今后一段时期里，全球经济将呈现世界经济缓慢增长，且不均衡，2024年的出口前景依然高度不确定，在发达经济体，市场利率预期将会下降，但会维持在比新冠疫情前较高的水平，美国经济大概率‘软着陆’”。
2024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人口变化、技术和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力量”正使世界变得更不稳定。
具体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是最大的短期风险，而极端天气和地球系统关键变化是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未来，经济不确定性将继续存在，环境与科技风险严重程度逐渐上升，并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在此背景之下，各国在紧迫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却愈来愈显不足。全球三分之二的专家预测，未来十年将形成多极或分裂的秩序，中型和大型强国之间将开展竞争，制定并执行新的规则和规范。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呼吁，“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裂痕，我们需要加强对话。”
不过，在充满了挑战与风险的当下，仍然有一个好消息值得关注——面对生活成本危机、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趋势与贸易争端，各国经济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IMF在其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写道，世界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将继续以3.2%的速度增长；世界银行也在其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2.6%，在2025年—2026年小幅上升至平均2.7%。
虽然上述预期均低于疫情暴发前十年的平均水平（3.1%），不过大多数指标仍显示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IMF指出，经济增长呈现韧性，通胀快速下行，表明供应形势出现有利变化，包括能源价格冲击正在消退，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应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实现大幅反弹。
“韧性”之下，“通胀”未消，“风险”犹存。
尽管世界银行、IMF等报告显示，部分短期风险已经消退，但中期脆弱性仍在增加。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记者表示，虽然短期内复苏势头依旧强劲，但长期来看，全球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错配问题日益严重。资源要素的错配可能会抑制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拖慢长期经济增速。
IMF金融顾问托比亚斯•阿德里安（Tobias Adrian）也发文指出，最近几个月，金融市场上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因为投资者相信，抗击通胀之战正在走向“最后一里路”，各国央行将于未来几个月放松货币政策。然而，托比亚斯•阿德里安同时指出，这“最后一里路”可能会起伏不平，各国央行须保持警惕。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向IMF请求紧急援助，IMF向困境中的经济体的贷款在2022年飙升至创纪录的1400亿美元。尽管传统应对通胀压力的措施是提高利率，但这带来了经济收缩的风险。”英国Z/YEN集团首席执行官麦克•沃德（Mike Wardle）认为，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债务危机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挑战中寻找机遇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内，中国正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不仅关乎自身，更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衰退中“幸免于难”，中国经济也实现了平稳开局。
今年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超出市场预期，多家国际机构最近纷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联合国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8%，IMF上调至5%，亚洲开发银行上调至4.8%……
海外观察人士纷纷表示，国际机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足、增长前景乐观。
不过，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也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脱钩断链”的外部挑战，以及“产业链外迁”“中国制造优势不再”等论调，中国希望直面挑战、良性竞争，在变革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扩内需”“稳外贸”成为中国加快释放经济潜力的两大关键词。
一方面，通过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需求释放。对内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扩大社会保障，提高居民购买力，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对外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扩大进口品种、提升服务业水平等举措，丰富消费品种，提高消费品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中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电动载人汽车（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为代表，中国外贸彰显出较强的发展韧性。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孙晓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更多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发挥效力，外贸企业队伍必将更加壮大，活力也必将进一步增强。
劳动成本上涨的背后，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但银发经济的机遇也相伴而生。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1号文”，聚焦银发经济，《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成为我国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老年食堂、短期托养、居家照护等名词正在深入居民生活。
“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激发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扩大银发产业投资、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等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表示。
此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间互联互通；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中国正在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国际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挑战，也促使中国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中国一方面通过与美国进行多轮高级别贸易谈判，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减少关税壁垒并扩大自美国的进口；一方面积极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扩大贸易伙伴和投资领域，增强经济韧性；同时，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正在变得愈发紧密，面对挑战，中国并不能够“独善其身”。不少专家强调，中国经济的稳定和积极增长对跨国企业营商有好处，对地区合作与发展有好处，对全球经济恢复有好处。
多边框架是未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各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往往具有全球性。
尽管目前逆全球化抬头，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基础陷入困境，但多边机制的作用不可替代，多边主义制度体系才是全球治理的基石。
麦克•沃德指出，除了IMF、世界银行，还有其他国际组织正变得举足轻重：金砖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框架，通过货币互换提供流动性；非洲联盟一直在讨论建立非洲货币基金；二十国集团（G20）尤为关注国家债务管理。
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乏力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压力，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
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可避免，但这些糟糕的情况并非完全无解。
IMF就提出，今后，政策制定者应优先采取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全球经济韧性的措施。
第一，重建财政缓冲。可信的财政整顿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财政空间并增强金融稳定。
第二，扭转中期增长前景的下降趋势，促进更快、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有助于提振增长。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本国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加强国内资源调动，将有助于控制借款成本并减少融资需求。此外，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年轻人口，必须努力改善人力资本，在其他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此外，还需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并扭转地缘经济割裂加剧以及贸易限制措施和产业政策措施激增。
第三，过去几年的一大成就是加强了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框架，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这帮助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避免了持久性通胀反弹。
最后，绿色转型需要大规模投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绿色投资一直在稳步扩大。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现在必须做出最大努力，大幅加快绿色投资并减少化石燃料投资。为此，其他发达经济体和中国需要进行技术转让并提供大量私人和公共融资。
在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多边框架与全球合作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
在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不断被强调。因为单一国家的政策调整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并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不一，政策取向也各不相同，这种不平衡凸显出全球经济进行更紧密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根据IMF的一项研究，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可以增强经济增长和稳定，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通过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可以吸引外国投资，进入全球市场，并利用新的融资来源进行发展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叶文（Aravind Yelery）向记者表示，实现同步金融发展需要政府、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行动和合作。
这其中，货币政策协调是关键。各国央行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政策目标，往往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差异导致了汇率波动、资本流动变化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复杂化。
麦克•沃德指出，自国际货币秩序最初构想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任务范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发展，导致IMF开始提供对世界和各国经济的监测，评估各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方面的适当性。
目前，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偏差，欧洲央行五年来首次降息，加剧了与美联储的政策分化。如果欧洲央行进一步降息而美联储按兵不动，将可能推低欧元对美元汇率，推高进口成本和欧元区通胀率。
成功的货币政策协调常常伴随着财政政策的协调，这不仅要求本国内两项政策加以配合，也需要各国之间同时协调他们之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证一国经济政策的目标顺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