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一直是陆家嘴论坛的特色议题。
6月20日，2024陆家嘴论坛举行“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 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主题会议。如何改善外资机构来华展业营商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如何完善风控和监管体系？来自海内外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七位嘉宾，深入探讨了这些金融高水平开放领域的热点问题。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入世”20多年来，主动有序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诸多成果，尤其是部分行业如保险、期货，一直走在开放的前沿，为金融开放持续积累有益的经验。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更多从制度型开放入手，如优化外资营商环境、自贸区先行先试等。金融监管部门还需继续充分考虑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特点，持续增进沟通协调，统筹推进差异化监管等工作。
王媛媛 摄
集成果，积累开放经验
保险业是中国金融行业中开放最早、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其中，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是以服务保险机构为主的专业性业务领域，是现代金融保险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境内保险机构与全球超过500家离岸再保险人开展再保险业务往来；保险业分出保费规模约2782.8亿元，其中向境外分出保费约1120亿元，从境外分入保费约283亿元。
机构方面，我国境内专业再保险公司由2000年的1家已增加到15家，其中8家为外资再保险公司，另有一家外资再保险公司正在筹建中，全球主要再保险公司均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
中国再保险集团是再保险的“国家队”。“再保险作为最早开放的金融行业，在全球化发展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中国再保险集团总裁庄乾志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再保险在中国金融行业深化国际化进程、对外开放方面，走出相对稳健成功的实践。目前在财产险的再保险领域，拥有的市场份额达26%；在寿险再保险领域，拥有超50%的市场份额。
在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的建造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一定程度的引领、主导或者参与作用。在庄乾志看来，通过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好为未来改革开放作出金融应有的贡献。
我国期货市场开放力度也在不断提升。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国际化始于2018年。随着原油期货上市，以及20号胶、低硫燃料油、保税铜、原油期权等一系列国际化品种逐渐上市，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步打开。
特别是“我国近年来最具创新性的期货品种”——航运指数期货，2023年8月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上市以来，航运指数期货市场运行平稳，各方评级积极正面，并创下多个“第一”。
“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商品期货交易所特别依靠对外开放。”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王凤海强调，对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来说，开放是必由之路，开放是手段。上期所的外向性品种比较多，对外依存度很高。只有通过开放，才有可能把境外投资者吸引进来，参与到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形成过程中，交易所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上期所正朝着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的方向稳步迈进。对此，王凤海表示，上期所将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加大品种开发力度。同时海纳百川，吸引全球相关参与者参与市场交易。另外，稳中求进，完善监管体系。继续探索“走出去”，便利交割体系。
寻路径，推进先行先试
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需稳步向前推进。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要素市场和机构等主体持续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开放策略，积累更多积极务实的开放经验。
作为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先行者、探路者，中国银行持续发挥外汇外贸专业优势，以更高质量金融服务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多地从制度型开放入手。”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到中国展业兴业。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看好中国市场，到中国扩大投资的意愿持续提升，特别是新质生产力为中国经济恢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为外资来中国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是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载体，推进上海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未来，希望能够赋予自贸区更多改革创新的自主权，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金融服务的对外开放。
三是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能力。在“引进来”方面，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要全面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在“走出去”方面，随着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的拓展，关注跨境投融资渠道潜在的风险传导，强化对海外业务风险的管理，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的应对能力。
1994年，在一场影响深远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外汇交易中心应运而生。2024年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成立30周年，其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留下无数精彩瞬间。
金融开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不同时期对开放的要求不尽相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表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一直以渐进式、管道式为主，在当前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指引下，以往由金融资源和要素流动驱动的开放，有必要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对此，她谈了三点建议：首先，要对标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一些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金融市场的法治建设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根基。
其次，推进制度型开放应该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开放路径。目前，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进行债券交易占比超过60%。“互换通”上线一年多，成交规模实现了数倍增长。
此外，金融制度型开放要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底色，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应诉求，增进沟通协调
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应持续倾听来自一线的呼声，针对性解决外资金融机构在展业兴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对于不少外资金融机构来说，中国都是其重要的市场。同时，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优质的营商环境必不可少。作为金融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监管的高效，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跨国合作非常重要。花旗日本、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总裁龙明睿（Marc LUET）表示：“我们高度赞赏中国监管部门对跨境数据传输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出足够的灵活度。这样的工作态度和成果，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也可以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
制定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则和政策，减少相关领域的障碍，使国内外金融机构都大为受益。龙明睿说：“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继续积极主动与市场主体进行沟通协调，更好地简化程序。”
营商环境的稳定，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龙明睿表示：“我们看到了中国持续进行金融开放的努力和决心，国际社会也非常期待继续看到中国市场表现出足够的透明性和一致性，政策能够保持一致和透明，让我们对营商的未来有更好的预见性。”
外资金融机构能凭借集团全球网络资源、产品优势，在中资企业机构“走出去”和跨国企业“引进来”上，为提供相对有竞争能力的跨境产品和服务作出贡献。
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财务官兼中国区联席首席执行官何耀东说：“我们很高兴看到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外资金融机构这方面的特色，在一些具体金融举措方面做出差异化的考量。比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专项主承销商评定等方面。”
他也提出了一些期待，未来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在监管法规、市场准入、日常监管指标制定过程中，继续充分考虑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特点，逐步实现基于风险分析、差异化监管，进一步推动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健康发展。
此外，打造一流资管市场是高水平金融开放的重要环节。资管市场在开放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先进的国际发展理念。路博迈集团首席营运长安迪·科马罗夫（Andrew S.KOMAROFF）表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需要循序渐进的演变和发展，可用“DISNEY”缩写来概括。
科马罗夫介绍称，“D”是数据管理，“I”是创新，“S”是标准；“N”是初期，目前很多中国企业还处于初期阶段；“E”是环境；“Y”是收益率，通过提供风险调整吸引力的产品，让个人能够选择更多的证券，并且给他们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