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以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下称“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例不断增长，转型程度稳步提升，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未对经营绩效体现出显著的提升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引发业界关注和讨论。
报告采用了文本分析方法，通过统计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词频，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根据词频数变化特征，报告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例不断增长，转型程度稳步提升，提及数字化相关词汇的企业比例在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几乎所有国有上市公司都在关注数字化转型。同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容日益丰富，转型层次从局部突破向全面覆盖转变。
报告使用运营能力、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和成本收益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控制变量组合下，数字化转型都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看，数字化转型对央企和地方国企经营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民营企业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从全要素生产率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中央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当期全要素生产率，但数字化转型仅对中央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持续影响。由此，报告认为，数字化转型对国企直接的经营绩效影响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进一步地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项安波认为，这需要考虑是否与企业行业分布有关，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数字化转型中是否存在成本过高、转型链条存在断点或增加冗余环节等问题。
项安波指出，在实际操作中，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分权和个体赋能的过程，涉及到责权利的调整。如果体制机制没有相应的变革，传统惯性可能导致大家偏向于做加法而不是减法，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问题可能不会通过数字化转型得到改善。因此，这可能是国企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显著改善财务绩效的原因之一。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吕建中也谈到，企业都喜欢做加法，愿意在增量上做文章，不愿意动存量。由于数字化转型会涉及到部门的权力和流程再造，现在想在企业推动扁平化组织、柔性化组织、无边界组织，想推动数字化创新平台等非常困难。与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组织体系、创新模式没有真正地出现。
不过，用友高级副总裁王勇也谈到，很多国企在实施数字化项目初期，成本往往提升，利润下降，甚至因为一些权力收回带来的抵触、流程再造带来的现实困难，需要完整的评价体系。
在王勇看来，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构建“一利五率”指标体系能够相对完整地反映国企的全面绩效。具体来看，用净资产收益率体现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权益以及防止国有资产损失的职责；营业现金比率体现出国资委对央企、国企要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资产负债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反映了评价国企数字化转型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必须全面。
腾讯研究院智慧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朋阳表示，根据腾讯研究院的调研结果，2022年，大部分央国企认为还是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初级阶段。到2024年，更多央国企认为本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到了深入层面。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综合处处长张巍强调，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当今世界最鲜明的特征。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进行了全面阐述，即要从产品、生产运营、用户服务、产业体系四个方面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特殊性在哪里。与其他企业的内生性改革相比，国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哪些新要求、特点和投入。这两个维度分别为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都需要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